客家人,被公認為世界最優秀的族群之一,即使被迫離鄉背井,卻永遠保持著特有的文化、語言、習俗和信仰,具有刻苦耐勞、剛毅團結的「硬頸」精神。客家人300年前橫渡黑水溝來臺定居,秉著勤儉勤奮的天性,晴耕雨讀,忠孝傳家,因此客家庄的日常生活中處處蘊含著先人的智慧與文化。
客家族群在臺灣的分布,從清代起即移居於嘉南、高屏一帶,此地因屬福佬人所有,客家人便遷往北部的桃竹苗台地發展,呈現「由南到北」發展過程。日治時期,西部及北部地區,因為天災人禍連連,生活空間和產物不足維生,客家人又輾轉遷移到宜蘭、花連、台東,開始了向台灣東部的二次遷徙之旅。從臺灣北區的淡水往南下,先到宜蘭拓墾開發,部份再南移往花蓮、台東方向發展。而位於臺灣南部高、屏地區的客籍人士,也從南部而往東部移墾。
客家移民和花蓮地區的歷史發展有著密切的關連,依歷史發展及客家族群移入時間可分為清領時期、日治時期、以及光復之後的新移民3個階段。而花蓮縣內的客家族群以日治時期的移民最多,其次為光復後與清代客家移民。
一、清領時期
根據史料記載,清康熙22 年(1683),清帝國擊敗鄭氏東寧王國,於次年開始統治臺灣西南部,但東臺灣地區,仍舊是清廷眼中的「化外之地」。漢人移民到花蓮開墾,則遲至清朝中葉以後才陸續出現,如嘉慶16年(1811)間,宜蘭人李亨、莊找入墾奇萊;道光8年(1828)宜蘭人吳全、蔡伯玉等人入墾「吳全城」;咸豐元年(1851)淡水黃阿鳳募佃農墾十六股人馬入墾花蓮市豐川一帶;咸豐3年(1853年)客家人沈私有、陳唐、羅江利到璞石閣(今玉里)的客人城墾荒等。這些人就是早期開墾花東的漢人先鋒,沒有經過政府許可的「私墾」,其中只有璞石閣開墾的沈私有、陳唐、羅江利是客家人,也是到花蓮縣內開墾的第一批客家人(張振岳,1994)。同治13 年(1874)日軍侵犯南台灣後,使得清廷重視原住民區域的經營,因而積極「開山撫番」,到於光緒元年(1875)設立「卑南廳」(潘繼道,2005),開始鼓勵漢人前往東部地區拓墾(客家人亦在其中),藉以達到「移民實體」的國防目的。當時的巡撫丁日昌派人在廣東汕頭招募潮民2,000餘名,用官方的輪船載運到後山,並且分發到台東、富里大庄(今東里)、璞石閣,這是花蓮第一批正式的客家移民。此外,當時負責開路與招撫原住民的清朝官兵中,也有一批大約2,000名的客家兵,稱做「飛虎軍」,由中路總兵吳光亮帶領,從南投縣的竹山橫過中央山脈的八通關古道(今新中橫公路)到東部,並且駐紮在瑞穗、玉里、富里,所以花蓮縣南區是清朝時代客家人最多的地方(張振岳,1994)。
二、日治時期
日治初期,日本政府對後山基本上採封閉政策,後因發現後山人口少、土地闊,便積極發展東部各項產業。明治32年(1899)賀田金三郎設賀田組,採私營移民方式招募拓墾,從西部招募許多農業工人,以發展樟腦業與製糖業,吸引了不少的福佬與客籍移民進駐,其中的客籍移民多數來自桃園與苗栗,少部分來自新竹與雲林(花蓮縣志,2005)。除了耕種、製糖、焗樟腦外,客家人還有一項相當重要的產業,即是種菸草,所以在鳳林、壽豐地區還有很多日本大阪式的菸樓(林聖欽,1995)。明治41年(1908)原住民七腳川社地被沒收成為日本建設移民村的所在地,次年(1910)進行官營移民,成為日在台的第一個官營移民村-吉野村。此後,日本人陸續建立了許多日本移民村,並且開設很多產業會社,當時為了擴建花蓮港也需要大批的勞力,於是又從台灣北部的桃園、新竹、苗栗地區引進了大批客家人。明治43年(1910)至昭和5年(1930)間,東部地區成為人口成長最快速的地區(陳彩裕,1983),而花蓮縣內的客家族群也以日治時期的移民最多,由於是當時較具規模的客家族群遷移,因此被稱為客家人的二次移民(劉還月,2001)。
三、光復之後
臺灣光復初期,日本會社解散,這批客家僱工、會社工就到處去開墾。所以,除了山區的秀林、萬榮、卓溪鄉山區之外,從新城、花蓮市一路到最南端的富里鄉,綿延約120公里長的縱谷平原區內都有客家人移墾的蹤跡。當時較集中的地區有吉安鄉、壽豐鄉、鳳林鎮、瑞穗鄉、玉里鎮、富里鄉;而較顯著的客家聚落有吉安鄉永興及稻香村、鳳林鎮區及長橋里、壽豐鄉移民三村、瑞穗鄉富源及瑞北村、玉里鎮三民、大禹、春日里,及富里鄉竹田、新興村等(張振岳,1994)。此後,臺灣社會及人群的流動性不高,一直到民國70 年(1981)之後,因為花蓮的整體發展帶動下,建設不少住宅區,移入的新居民有不少是客籍的公教人員,且是縣內南部或中部地區的族群流動者居多。移入的原因除了工作因素外,縣內中南區農業不振及農田休耕致使人口由南北遷,其中不乏以小孩教育問題為由而遷入者居多,「重文教,輕農工」的客家意象在離散的特質中再度顯現。